“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？仁，立制度也；义，施政也；德，教化也。以仁立朝廷之制度，以义行朝廷之政，则民心向朝廷，自慕教化。仁至义尽，民自教化，其德自生，德生而礼成，天下为一。仁义可求之，德可自至，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。”
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，一个政权建立，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。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，政权没有凝聚力，有国家而无文明。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，获得了国民的认同，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，这就是教化。教化到了，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，政权的凝聚力达到顶点，德自生，形成了文明。
仁和义，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，德即教化，是被动的。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，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。三纲五常就是礼，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，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。
汉之后的朝代，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，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，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。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，必须别求认同。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，对人的性情的探讨，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，以仁义求道德，文明再起。
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，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。另一个是心理认同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。正是从这个角度，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，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，努力进行心理认同，从国家变成文明。
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，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，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，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。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，你不是汉朝，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，政权变不成文明。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，是硬去求德，不行教化叫作暴。秦朝是这个例子，无德硬逼不来，很快亡天下。所以说被称暴秦，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，只是客观的描述。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，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。
作风粗暴，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，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，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。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，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。
文明没有喜怒哀乐，没有人品高低，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。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，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，只是他的德消散了，他的大功还在。
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，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，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，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。
今天，徐平站在文德殿里，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。之后施仁义之政，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。德至，文明新生，天下立，圣人出。
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，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欲有求，但是涉及到政治，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。徐正如果犯了死罪，他一样会杀，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，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如怕这一点，远离政治，不做官就是了。
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，胸怀天下。立制度，施仁政，仁至义尽，文成武德。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中文明碎片残存的含义，这就是政权蜕变成文明的过程。
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，叫犯罪集团。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，叫部落。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。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，才可以称之为文明。天命离去，神权不存，要想再立新的文明，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。
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，这还不够，还要找到让人民相信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办法，才能获得认同感。这就是政权的信，人民对政权的信。有信才有德，才能行教化。
徐平知道司马光是个顽固派，在历史上强推三纲五常。知道这一点就够了，就知道司马光还没有真正认清仁义。徐平是站在文明的高度俯视司马光，廷辨不值一提。
这无关司马光的人品，他的聪明，他的道德。文明的高度上没有个人私德，没有个人的人品、能力评价。徐平今天能够俯视司马光，本身就有司马光的功劳，自己穿越了。
超凡入圣，仁至义尽，文成武德。徐平胸怀天下之德，无人可以质疑。不是不敢，是不能，人的个体人格再强，也无法战胜天下人组成的整体人格，德就是天下人。今天他将在这里舌辨百官，来进行自己的一道德。之后以仁义施政，天下之德在手，任何挡路的小利益集团，不管是由血缘结成，还是由贪欲结成，都将被碾为齑粉。
党是由政治立场接近的人组成的，朋是由利益关系接近的人组成的，徐平德在，朋党皆不足虑。自己已经包含了所有人的政治立场，身背天下人的利益，断了朋党的根本。
大德至，远人归，大道成，这是中华文明的扩张之道。
徐平要在这个时代，重新扶起慢慢衰弱的汉文明，雄立于世界之巅。德立道至，天下结成一个整体，为大治之世。圣为合德，无关个人人品，无关聪明还是愚蠢，无关丑陋还是美貌，文明的高度与个人评价无关。天下为公，不关私德，圣人仅仅只是天下之民获得认同感后对执政者的赞美。
徐平要让赵祯成为一个新文明再起的圣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