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在中国，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，改革核心之一，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。只有从这个角度，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，为什么会被提出来。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，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，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。本质上来说，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。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，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，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。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，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，新党坚持的基础，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。改革者和反对者，都不全对，也都不全错。
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，应当是无息贷款。春天我借你一斗粮，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，多一些表示谢意，还得少了是我无赖。掺入了货币经济，便有了价格波动，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。但从根本上，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，还你多少价值，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借贷成为银行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，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，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。
结合中国的实际，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，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。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，必然是不得要领。必须认识到，变法的本质，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，是使用各种手段，逼迫剥削阶级让利，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。这才是根本，至于改变所有制，只是表象。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，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，中国的政权，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。
如何认识剥削，如何看待剥削，如何处置剥削，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。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，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，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，不应该存在，但不得不让其存在，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。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，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。
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，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。方向对了，才有手段合不合理，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，才有利与害的比较。
“委曲求全，只能委曲求全——”赵祯揉揉额头，问徐平，“就没有两全的办法？”
“天地初生，人依群而活，无所谓剩余之物，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。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，自取自足，只因所得之物稀少，仅够活命而已。或许有一天，天下之物丰稔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，就不需委曲求全了。当此世，就是圣人。”
说到这里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：“只是那样的日子，陛下看不到，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，不知要到何年何月。当下之时只能委曲，陛下非圣人，臣也非贤哲。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，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奈何？人生于世，难求万全，最苦是有心无力，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知难而上。孟轲曰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此其谓与？”
“君子如北辰，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，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。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，只能景行景止，但存圣贤之心，委曲求全，有圣贤之行，而并无圣贤。”赵祯点了点头，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。“治国理政，圣贤之行，宰相讲，朕听之。”
说到这里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：“召吴育来，今日宰相之对，当记于国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