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西城并不大，由南门进，沿着中心大道行一里多路，便就看见帅府。一杆“帅”民旗下是一面照壁，上面的字韩琦认得，是徐平亲笔所书：“子曰：吾道一以贯之，仁恕而已矣。忠于事而恕于人，遇事不避，迎难而上，同袍有难，竭尽支援，可谓军中之仁。”
韩琦看了几眼，记在心里，对上面的内容有些茫然。在徐平改秦州军制的争论中，韩琦虽然态度模糊，没有公开表达意见，实际上心里是反对的。以同年的交情，他支持徐平就公开上书了。在韩琦的认识里，军队就应该严阶级，重军法，令出如山。至于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，他是体会不到的，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，军法还不够酷烈。对于武人，无非一个赏字用钱，一个惩字用杀。世间谁不爱钱？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？这两点做到了，何愁军中不治？
这是这个年代读书人的通病。五代武人当政，用文人为吏，现在文人当家作主了，事情便就反过来，有意地回避吏事，专心做官。做官怎么做？以大道佐君王，只要认准了心中那条大道，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，便就万事大吉。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，由小官小吏去处理就是了，高高在上的大臣们怎么能在上面花精力呢。
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，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上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，后面跟上来的，除了一个徐平，下一代中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。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，没有进入决策的中心，宋庠、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。
严阶级、重军法，对军队重赏重罚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理论上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上。实际上漫长的历史长河，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，哪怕就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，他的军中也不是如此的严酷，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。
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，压迫越重反抗越大，人不是猛兽，带兵不是训兽，而哪怕就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。这个道理简单明白，但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。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，怨的是上天不让自己高高在上，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，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。他们一旦发达，不用登上高位，只要有了一点地位，便就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上。重赏最好只赏自己，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就应该感戴德了。重罚最好是罚别人，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，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。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，上天就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，天地间的事就是如此公平，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。
越是战场征伐，杀人如草芥，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。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，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，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。
这是徐平的辨证法，这个年代的中庸之道，凡事扣其两端，而得其中。这个中不是和稀泥，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，徐平所求出来的，便就是以仁为核心的文明之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