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做事太过辛苦，徐平需要有足够的同盟军，与他一起分担压力，帮助新政的推行。把自己做的事情讲清楚，把新政的效果实事求是地摆到每一个人的面前，便是出于这样的目的。等到钱粮为纲成为朝廷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，大家会自觉地完成这种转变。
听了徐平的话，赵祯暗暗点头。跟朝廷官员比起来，他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应得足够快。现在内藏库的现钱全部都放入了京师银行，只有金银珠宝之类才在库里存起来。印出来的钱是一定要花掉的，花不掉就放到银行里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里。手里拿着多少现钱，就意味着要亏多少钱的利息，赵祯的账算得清楚得很。其实别说是印出来的钱，就是铸出来的铜钱赵祯都不在内库存了。只要江山稳固，纸钞就不会出现动荡，纸钞不出现动荡，铜钱便就没有用，只是小额的纸钞而已。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，做皇帝的还要那些铜钱有什么用？赵祯对这事情想得通透。
两位宰相问完，赵祯道：“朕有一事不明，三司务必解惑。按刚才所说，三司今年花的钱比往都多，怎么来的《会计录》里已经写得明白，不需多言。不过，三司的钱终究是来自地方，怎么从地方收上来的钱多了，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羡余？此事道理上不通，不要是地方官员对百姓刻剥务敛，得来的钱吧？审计司要查，要有个说法。”
徐平起身捧笏道：“审计司查总是要查的，不过地方上羡余多了倒是可以解释。一是三司铺子和银行开到了天下大部分州军，做工的经商的多了，税自然也多了。虽然道理上说商税都要解往三司，但实际上，总还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。这是历年常例，以备本路水旱不常，出现灾情，漕司可以在本路从容调拨。当然，地方上多出来的钱最大的来源，还是在银行身上。银行开到哪里，哪里的钱粮便应当比往年轻松许多。”
赵祯对这一点很感兴趣，对徐平道：“这是个什么道理？你详细说一说？”
“陛下，朝廷从百姓身上，不管是京城还是地方，每收上来一文钱，都要花一定的本钱出去。朝廷收税赋，是要花本钱的，绝不是账籍一勾钱就收上来了。收一户的税，要有差役催缴，要放到库里，要有人点算，要有人运送，诸般种种，不一而足。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收税赋的本钱，臣曾经算过，以往的年份，每从民间收上一文钱来，以开封府论，就要花三文的本钱，收的钱越细碎，这本钱越高。而到了外路州军，京东京西路，一文税的本钱则不下于五文，荆湖、福建、川峡四路则到十文，到了二广那样的偏远州军，则就要二十文开外。往年这收税赋的本钱，都是由地方负担的，所以岭南二广以及沿边三路，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，只是用在地方养军。万不得己，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。”
其实岂止是收税，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。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，不但不收他们的税，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。补贴的是统治成本，看起来亏了，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，仅仅是经济利益上，中央朝廷也是赚的。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，假装不知道罢了。
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，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。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，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，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。三司收到他们的钱，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，实际上是亏本的。这铜钱还不能不运，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，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