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运使司衙门里,王尧臣对徐平小声道:“云行,自从朝里的御史中丞换人,晏学士明显来得少了,而且就是到了这里,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兴致问我们的事。”
徐平道:“人之常情,吕相公可不是什么心胸豁达的人,让他知道了晏学士天天混在一起,学士回朝之后日子不好过。”
王尧臣摇了摇头:“晏学士为人太过谨慎了些,岂不知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。”
能不谨慎吗?朝廷里的位子除了宰相和枢密使,晏殊大多都能干,但也同样没有哪个位子非他不可。晏殊文采斐然,为此时的时文大家,但这个年代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文章写得好的。而真论治绩,晏殊没有拿得出手的,他的功劳,大多都是在兴办教育,发现培养人才上面。这就很尴尬了,晏殊发现培养的人才现在还都是中下层官员,最多如范仲淹等人做到中高层,缺少坚定的政治力量支持他。
再过一二十年,朝廷里的骨干力量有一大半受过晏殊的恩惠,那个时候他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至于现在,他还是不得不忍耐,而偏偏他又是个忍受不了清苦寂寞的人。
人各有志,徐平理解晏殊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,不能强求别人做什么。面对吕夷简的压力,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。《富国安民策》只要编好了,结合京西路的治绩,吕夷简强压是压不住的。徐平的政策是有经济基础的,是有政绩摆在那里的,是真正给了百姓好处得到百姓拥护的。改革要想成功靠什么?群众运动和上层政治斗争结合起来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因为现在朝里的情况比较复杂,徐平还没有铺下身子到京西路的民间去,这次吕夷简真要是强压,不做任何妥协,徐平也不介意深耕群众基础,几年之后把吕夷简拉下台来。不过是新旧冲突太过激烈,对社会的冲击太大,徐平不想站到风口浪尖上去。
赵祯对官员结党非常敏感,他对大臣尊敬,对大臣放权,是有不结党这个前提的。历史上吕夷简一直到死,也没有人抓住他结党的把柄,这是赵祯信任他的基础。而反对吕夷简的,几乎都在他强大得让人失望的势力前,选择结党,当然不被赵祯信任。
这一点徐平同样了解,所以他从来不立山头,有志同道合者,但没有小团伙。徐平心里明白,只要自己要搞党争的苗头一出来,从此就会失去赵祯的信任。
改革是为了成功,为了这个目标,徐平不介意做一些妥协。
把手里的书册翻过整理好,王尧臣对徐平道:“西京也有刻书的地方,现在活字甚是方便,为何不让人把这些册子印出来,还要费这么多人力抄写呢?”
“书一付印,流到什么人的手里我们就难控制了。现在还不到时候,不好让这册子流到民间去,先抄写一些,给该看的人看吧。伯庸,最近朝堂里云谲波诡,很多事情看不清楚,我们应当谨慎一些,不要露出把柄给人抓住。依我看,最好是把心力放到这《富国安民策》上,朝堂里的事情一概不问。我们做的是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情,任谁都说不出什么来。等到有了机会,上给朝廷就是大功一件。”
“坐山观成败,唉,惟今之计也只好如此了。”王尧臣叹了口气,继续翻着桌子上的册子。他是个淳厚君子,对政争既无心也没有兴趣。
不过徐平并不是坐山观成败,不参与朝廷争斗是他理性的选择。靠拢吕夷简,就得罪了现在反吕的人,而这些人的能量在十几年后会大得超乎想象,无论朝里朝外,他们都占据了主流。这是他从前世记忆里得到的结论,现在的反吕主力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重了。而参与倒吕,就不可避免地沾上君子党的标签,这是赵祯最忌讳的,对自己有害无益。这个时候团结在一起反对吕夷简的人,历史上基本都是在赵祯晚年才得到重用,徐平心里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