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般不会，那样做会得不偿失，一是瞒不过江贼的毒眼，其次冒充官船可是要坐牢的，没有几个船夫愿意冒这种风险。”
两人边说边走，很快便走进了大堂，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敲鼓声，李延庆一怔，杨菊笑道：“看来有人怕县君闲得无事，便来给县君找事了。”
“这是．．．．．有人告状吗？”
“正是！”
这时，刚才在门口扫地的两名衙役跑了进来，“那个贺老六又来告状了，还带来一名讼师！”
杨菊眉头一皱，“他们不是答应自己协商解决吗？怎么又来了。”
“贺老六是什么人？”李延庆不解地问道。
“是本县一家子钱铺的东主，他去年借出一笔钱，结果事主年初死了，只剩下孤儿寡母，当时事主好像用借来的钱买了一间铺子，贺老六就想把这铺子收回去，但事主遗孀不肯，所以一直在打这个官司，本来双方答应自己协商解决，但不知今天怎么告状了，估计是因为县君上任的缘故。”
李延庆点点头，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有人告状了，他倒也有了几分兴趣，李延庆随即坐上大堂，又让人去找莫俊，莫俊可是经验丰富的老幕僚，能给自己出一点主意。
他随即坐在‘明镜高悬’的牌匾之下，重重一拍惊堂木，“开堂！”
几名捕快一声高喝，“开堂——”
........
宋朝百姓极好打官司，动不动就击鼓告状，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要上公堂见分晓，为此出现很多以帮忙打官司为业的人，叫做讼师，也就是今天的律师，大宋还有专门的讼师学校，专门培养精通法律的专业讼师。
也正是因为宋人好打官司，所以使县令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应对民间各种官司上，这种情况下，大部分鸡毛蒜皮的纠纷小案都由法曹押录负责调解，调解失败，一定要对簿公堂，才会由县令来审案，这无形中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县令的负担。
而且一些重大案件还可以上诉到更上一级的提刑司那里，提刑司就相当于检察院，专门复核所属州府的各种重要大案，防止出现冤狱的情况。
当然，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案件提刑司是不管的，他们一般只监察重大的刑事案件。
和明清两代不同的是，宋朝县官审案十分亲民，一般不需要下跪，两边也没有虎视眈眈的衙役手执水火棍喊着威武。
而且也并不是立告就会立审，县衙门口立着两块牌子，一面叫‘词讼牌’，另一面叫做‘屈牌’，下面各有一口箱子，若非紧急的民事诉讼，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，调解失败后再由县衙择日开庭；如果是紧急事项需要告状，则到‘屈牌’下投状。
至于闻登鼓只有在非工作时间且有紧急事项时才允许敲鼓，住在后宅的县令听到鼓声后就会前来开堂审案，今天是因为时间早，两块牌子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出去，所以原告便敲鼓告状了。
李延庆坐在大堂正中，有捕快出来把原告领到西廊下静候，上来的是讼师，他负责递状纸，阐述案情，有需要时才会叫原告上堂询问，来上任的路上，莫俊已经把这些基本的审案规则告诉了李延庆，当然各种法律条款当初考发解试时也背过，即使忘记了，旁边也会有法曹押录提醒。
这时莫俊匆匆赶来，站在李延庆身旁，讼师快步走上前，躬身行一礼，“学生张明参见县君！”
“可有什么急案，非要敲闻登鼓？”李延庆语气中颇有些不满，明明没有什么着急的案子，却要敲鼓催促。
张明连忙解释道：“学生不敢戏弄县君，只是县君有所不知，乡人喜图早利，讲究开门见红利，今天是县君第一次审案，大家都急于瞻仰县君的风采。”
李延庆看了看下面，外廊已经站了十几名赶来听审的闲人，其实也不是闲人，几乎都是讼师，都想通过这件案子了解新任县君的审案风格。
李延庆却不买他的帐，冷冷道：“小事大办，缓事急办，轻重不分，且以‘不敬之举’记你一过，罚原告钱五百。”
讼师也有约束，一年只有三次记过机会，连续三次记过当年就不能接案子了，这件案子明明不急，应该是放在词讼牌下，等择日开堂审理，他们偏偏要敲闻登鼓告状，这就是讼师不专业了，所以要吃罚，不仅讼师被罚，原告也要罚钱五百文，以示警告。
讼师张明没想到新县令这么严厉，一点都不好糊弄，他吓得低下头不敢吭声。
李延庆这才道：“把讼状递上来！”
张明躬身呈上讼状，一名捕快将讼状转给李延庆，李延庆翻了翻道：“这桩案子的大致情况我已了解了，但我听说你们已同意与被告协商解决，为何又要来告状？”
“启禀县君，有两个缘故，一个是双方协商失败，都不肯让步，另一个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，可以证明对方就是用借贷的钱买的土地，所以我们决定上堂申诉。”
李延庆点点头，“你先下去等候吧！待我把被告找来，然后再继续审这桩案子。”
讼师也到西廊去等候了，李延庆随即令两名捕快道：“你们去把被告找来，且告诉她，如果她不肯来，恐怕判决对她不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