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人负责后宫服饰、生活用品的采供，保管宫廷内的图籍、符契等，如果一股脑全部抓走了，这后宫就缺失了一环。
神宫监没了，顶多几天不给老朱扫墓，找人代替容易，可这尚服局一下子没了，不是马上就能找人代替得了的。
最让人头疼的事，这事出在后宫，怕绕不过马恩慧，让她知道这些事，不知道会多自责，估计多少天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
顾三审也没办法，能查出是尚服局已经是把人打残的结果了，既然人家交代了，自然不会藏着掖着说一半话，能知道是尚服局的人，这都是尾随的结果，天黑光线不好又是黑袍，谁知道长相如何。
朱允炆陷入沉默。
问题是要处理，但能不能绕过马恩慧是个问题。有些烦忧，朱允炆并不想让自己的女人来承担。
“从尚服查起吧，明日她们会出宫采买，由你们来问出消息，能不动刑就不动刑。另外，如此行事……”
朱允炆下定决心。
顾三审有些担忧，道：“皇上，多让其存在于宫中一日，危险必多一分。神宫监出了问题，消息怕封锁不了太久，一旦对方得到消息，很可能会铤而走险……”
朱允炆轻松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无妨，明日与后日，朕带太后、皇后等人去后湖散散心。”
顾三审这才明白朱允炆的用意。
朱允炆安排内侍给马恩慧通告下并无大事，便留在武英殿处理奏折，因“教材之争”引发的朝堂攻讦已经越发白热化，每天吵吵嚷嚷，口诛笔伐。
但通过纷杂的乱象去看问题的本质，其实是两股势力的第一次爆发。
朱允炆借助太祖朱元璋的余威，以雷霆之势，强硬推行了一条鞭法、新军之策、遏田产兼并国策、新商之策，还动了士人阶层的免税田。
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可这些人并没有站起来反抗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不敢。
朱允炆即位之初，采取的方针是什么，行事风格是什么，他们拿捏不准，而且洪武朝的腥风血雨还没有完全散去，阴翳的天空散发着暴虐的恐怖气息。
若是在一开始对抗新皇帝，倒逼朱允炆效仿朱元璋举起屠刀，那很可能再来一次朝廷清洗，民间甚至还会出现“中产之家，大抵皆破”的情景。
新官上任还三把火呢，新皇上登基，怎么也得允许他点上几个火堆吧。
所以他们选择了忍受，选择了等待，等朱允炆把三把火点完再说，加上朱允炆革新了薪酬制度，让他们在等待中并不觉得漫长。
可他们没想到，朱允炆点火点上瘾了，南面弄个工程，北面弄个河道，东面打打倭贼，西面迁下百姓，中间还顺带整顿下教育。
通过两年的观察，他们已经清楚了朱允炆的性情与脾气，喜欢玩新花样，但不喜欢打人，更不喜欢杀人。
好了。
既然死不了，那我们就争取自己的利益吧，说不定还能因铮铮傲骨，留名青史。
传统官僚集团开始汇聚力量，并在“教材之争”中宣泄出他们的能量，对准的是革新派系，是朱允炆的改制先锋与主力。
比如解缙，坐镇内阁，如没有他屡屡附和朱允炆，很多新政极有可能难产，胎死腹中。
比如杨士奇，坐镇国子监，控制着大明当下最主要的官僚培养院，以一己之力推行国子监革新，让杂学彻底站稳国子监，成为了新学与新思想的危险人物。
比如姚广孝，别看这个家伙是个和尚，整天吃斋念佛，但其影响力还是很大的，作为英烈碑与报恩寺的监工头子，工部侍郎，翰林院侍讲学士，思政学院博士，此人就是个不安分的主，杂学入国子监，引流民入京师就有他的份，在一些时局的判断上，对朱允炆影响巨大。
再比如杨士奇的副手李-志刚，还有那个拉开新政序幕的关键小人物——国子监监生胡俊，不过这个家伙已经在长兴当知县了，看吏部考核，再过一年多，他就可以到府衙去办公了……
什么教材不教材之争都是假的，只有利益之争才是真的。
建文新政伤害了他们的利益，经过了两年的蛰伏，也被朱允炆压了两年，他们开始反弹了，仅此而已。
好在解缙、杨士奇等人并没有破绽可以让他们抓，一个“结党”的帽子很重，但你怎么判定他们结党？
哦，他们在一起嘀咕就是结党。
那敢问你是哪个部门的，你们部门开会不，开会的时候人在一起不？
在一起啊，那你们也是结党吗？
还有人拿解缙死了娘不守孝就跑到京师奔丧这件事做文章，竟然还有人挖出了杨士奇的黑历史，说他是“朝廷逃犯”，应免官处理。
实事求是的讲，杨士奇还真的是个“逃犯”，不过他这个逃犯并没有挂号，还算不上被通缉的人。原因是这位在江湖上混的时候，在小县城教育局找了份工作，之后把印丢了。
这年头，印比命重要，丢了印，不砍头也得关牢里反思几年。
可杨士奇毕竟是道上的人，一见情况不妙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一溜烟带着老母亲跑路了。
但人家地方上并没有发什么抓捕文书，估计为了个印天南地北找人成本不划算，加上周围山多，翻山沟的活也不好干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可谁知事情过了那么多年，竟然被人给挖了出来，可以说，这些人比狗仔还能刨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