骆颜儿“自作主张”的目的，只是想让骆冠英为朱允炆分忧，并没有其他的因素夹杂其中，这一点朱允炆是清楚的。
只不过，初衷是好的，结局未必是好的。
朱允炆知道官场之上的尔虞我诈，知道物欲横流之下的信念崩塌，一步行错，将是万劫不复。
骆冠英有才情，可他太理想，太锋芒，这样的人很容易遭遇打击，太早进入朝堂，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对于会试，朱允炆曾叮嘱解缙、杨士奇“秉公处理”，“不徇私情”，可骆冠英依旧进入了殿试，可见他还是有些本事。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毕竟人才的位置，不是市场说了算，也不是朝廷说了算，是自己说了算，商业之道，他还是别想了……
当殿试策问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一个个紧张起来。
孟子教导：
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
可从未有人教导过，农，我所欲者，商，亦我所欲也，两者兼得如何得……
固化的思维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，让很多人不敢踏出一步，就连会元曾棨也脸色苍白，手微微颤抖。
农、商，是不是对应鱼与熊掌？对应着生与义？
这策问，是问策，还是问心？
曾棨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回答，直至额头满是大汗，依旧不敢落笔。
圣贤的话有错吗？
若是圣贤没错，只能二选一，没有二选二。可听圣贤的话，那就是皇上有错了？
曾棨的内心，激烈的抗争着，不知如何抉择。
周述、周孟简等人也迟迟不敢动笔，盯着策问之下的空白，气都不敢大喘一口。
朱允炆看着众人，暗暗摇头。
传统儒家的熏陶里面，朱子理学的经义里面，教导了他们认识世界的目光应该是一个方向的，给了他们思想枷锁，却没有给他们“思变”的智慧。
只要仔细去看看明代的朝廷就可以发现，真正有思变能力，有国事之才的人，几十年才出那么一两位，余者碌碌，不过是“办事员”罢了，尤其是明代中后期。
朱允炆对于此科进士并不满意，他们或许有不错的才情，有不错的经义学问，却没有自己想要的“变通”之才。
这样的人放到地方，恐怕十几年之后，依旧是老样子。
固化的思维，导致的是固化的举止。
这些人，已经被自我囚禁了。
教育，必须从根本上来变革，自上而下或许有成效，但根本之路，必须是从娃娃抓起。
朱允炆打定主意，殿试也终迎来结束。
不出意外，绝大部分进士都给出了共同的答案：
不可兼得，唯重农抑商一途。
朱允炆没有点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而是放手交给了内阁与礼部，这些“人才”，谁是一甲，谁是二甲，从帝王的角度来看，已没有多大意义。
并不是所有状元郎，都可以在历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不过值得深思的是，江西的教育之盛，水平之高，可谓是各省之冠，若可以从那里抽调力量，支持下北方教育，或许是一件不错的事。
比如，北直隶，河南，再比如：
山东！
朱允炆心头压着一块石头，一块不能动弹的石头，这块石头姓孔。
追溯历史，几乎历朝历代都对“孔子”高度推崇，不断追封。
比如鲁哀公孔子为“尼父”，西汉孝平帝称孔子为“宣尼公”，隋文帝赠先师尼父，唐太宗加封其先圣、宣父，宋真宗封至圣文宣王，明太祖封圣文宣王……
然而，在无数的追封中，对于孔子追封到无以复加，亘古未有高度的，却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。
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封诏：
“盖闻先孔子而生者，非孔子无以明。后孔子而生者，非孔子无以法……循治古之良规，举追封之盛典，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……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永惟圣教之尊……尚资神化，祚我皇元。”
宋以前，孔子的后人不是什么沂水侯，就是什么关内侯、文宣公之类，至宋仁宗时期，改为衍圣公！
至此，衍圣公之名传了下来，成为了正式的爵位。
朱允炆不介意孔子头上的名号，可随着孔子头上名号日隆日贵，其嫡系后裔也被追谥加封，并形成了一股势力，而这一股势力，是朱允炆所在意的！
每个朝代，都需要孔子这一块招牌，以证明自己是华夏正统，聚拢人心。
既然是招牌，自然也需要举招牌的人，孔子不在了，那只能让他的后人来举着牌子过日子了。
按理说，举个牌子就好好举牌子，讲讲论语，教导下晚辈后生，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也就是了，可这些举牌子的人，又拼了命想要荣华富贵，想要权力，想要衍圣公的名号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