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底，朝堂纷扰之事渐消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目光投向了一件事：
三大国本，即国歌、国旗、国徽。
自建文元年开始，至当下长达八个月的时间，无论是京师，还是京师外府州县，无论是繁华苏杭，还是困顿边疆，只要有官衙、官学，就会有三国本之论。
这是一件大明天下，所有士绅、官僚阶层共同参与的盛事，甚至在京师等地，一些富农、商人也想尽办法参与其中。
按照礼部统算，全国各地报送各类方案，均超过了三千份，然良莠不齐，经礼部、内阁、都督府、都察院、六部等初审之后，每一种方案只遴选出了五百份。
而这五百份，又经过一轮轮审查，无数场争论，才最终各留下三十六份方案。
没办法再减了，再减下去，就要打人了。
以国歌来论，三十六份方案，内阁一份，六部及相关衙署、国子监合计十份，五军都督府三份，剩余二十二份，是全国各地布政使送来的。
总不能让人家连决赛都不进，淘汰赛就把他们赶走吧？
这多不地道。
得罪人也得交给皇上去得罪，礼部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，于是，三十六方案一起呈报到朝堂之上，由皇上与百官共同决议。
第一项决议的，便是国歌。
说起国歌，朱允炆有些感叹，对于封建王朝，不能说它没有国歌，只能说，在明及以前，是没有国歌的，直至晚清，才会现了国歌。
一八九六年，李鸿章出使西洋，人家要奏乐奏国歌，清朝没有，李鸿章也没有，于是用了一首诗词作为“国歌”：
“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，太平天子朝天日，五色云车驾六龙。”
这首存在于外交场合的国歌被称之为《李中堂乐》。
但这并非是朝廷法律规定的国歌，后面清朝还写了一首陆军军歌《颂龙旗》，整天喊着“扬我黄龙帝国徽，唱我帝国歌”，但那也不是国歌。
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以法律条文，给予国歌地位的，是清朝的《巩金瓯》：
“巩金瓯，承天帱，民物欣凫藻，喜同袍，清时幸遭。真熙皞，帝国苍穹保，天高高，海滔滔。”
只不过这首国歌还没来得及广传于世，保护清朝，一个月之后，辛亥革命爆发，这首国歌也就成为了清朝的“葬歌”。
虽然除清朝之外，其他封建王朝都没有国歌，但如果仔细去看，还是存在着一些“准国歌”。
比如商朝，其准国歌是《诗经·玄鸟》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……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……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。”
周朝准国歌为《文王》：“文王在上，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……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……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”
不过商周时期的准国歌传唱度不高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但秦、汉的准国歌，那就有名多了，凡是看过历史的，几乎没有不知道的……
秦朝的《秦风·无衣》：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！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泽……
汉朝的，自然是《大风歌》：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……
到了隋唐，李世民还是秦王时，打架之余还不忘研究曲调，创作出了秦王破阵乐，这可以说是大唐的军歌，后来又被改编为歌舞曲为一体的歌曲，堪称大唐准国歌……
“主圣开昌历，臣忠奉大猷；君看偃革后，便是太平秋”的破阵乐终没挡住大唐的衰落。
宋文化太过多元，找不出一首可以作为“准国歌”的歌曲。
元朝时，大家都去听曲子去了，哪里有“国歌”出世的机会。
朱元璋虽然勇猛，睿智，开疆拓土，远近外交，却也没有给大明找个国歌，现在轮到朱允炆了。
一定要找一首歌，作为大明国歌，世代流传！
朱允炆知道此事马虎不得，也不能完全以个人喜好为准，而需要集百官才智，找出最合适的，最能代表大明的国歌！
礼部侍郎黄冠出班，朗读着江西布政使送来的国歌方案：
大明一统，万世永昌。
天子圣慈，皇恩浩荡。
贤臣辅之，乾坤清朗。
……
兆民赖之，威服万邦。
万古千秋，吾皇吾皇！
朱允炆听完之后，皱了皱眉头，这算是国歌？怎么听着，像是吹嘘大明的锦绣文章？国歌应该有激励人心的作用，要有“前进”精神，如此软绵绵的吹嘘，有什么意义？
“百官先行决议吧。”
朱允炆看着百官。
为更好决议，要求百官支持者出班，反对者站在原地。
在决议下达之后，百官出班者只有三十余官员，大部分皆没有动弹。
解缙看了看朱允炆，见朱允炆也持反对意见，便高声喊道：“罢去这一方案，下一个。”
黄冠拿起了第二份国歌方案，高声道：“此国歌方案来自于辽东都司，以三国司马懿《征辽东歌》为本，国歌为：天地开辟，日月重光。遭遇际会，毕力遐方。将扫群秽，还过故乡。肃清万里，总齐八荒。告成归老，待罪舞阳……”
朱允炆还没有说话，翰林院学士方孝孺便反对道：“此国歌断不可行，那司马懿乃是一介权奸，以高平陵事变夺曹魏之国，以其所作我国歌，臣以为耻！”
“臣附议方学士，此国歌所言之意，是为臣子效忠，而那司马并不忠城。若取之，无以传后世。”